呆在報館的那段時期，在那棟租來的房子裡，窗下就是八打靈住宅區的車道，車子壓過路墩時慢下來排放廢氣。每天早上在車聲與黏膩熱風中醒來。屋友之中，有個馬大生，他看來非常古怪，其實大概是苦悶，在念著大學部第三年，似乎經常忙著找錢，很少跟屋裏其他人交談。別人跟我說他形跡鬼祟動作可疑──妳看他在浴室裡呆那麼久，不知到底在搞甚麼鬼，聼聼看甚麼聲音……？最終爆發一場激烈的爭吵。
連同在屋簷下、同種族、年齡相近，也會因為「他者」不解的異常而起衝突。後來非常歉疚，到了第二年，在他搬走以前，彼此竟又恢復和氣。
他跟我的男朋友聊天，我在一旁聽。他談起工作，說不曉得自己可以做些甚麼。他找了一大堆銀行信用卡與保險的代理來幹，即將畢業前終於找到一份正職，酒商的市場促銷經理。但他比較想當警察，為公民服務是我的理想，賣酒，畢竟很損陰德……他十分遺憾地說。
我默默聽著，幫不上忙。我們自己也很煩。
我男友在檳城的英文報章工作，一直無法調來吉隆坡，當時在吉隆坡總社，也有個攝記想申請調到檳城去，因為他妻子住在檳城，剛好可以對調職位，可是報館不許，傳聞有主管存心為難那人。想想我們這對和他們那對，彼此就像待在8字形兩端。分明只要一批准，四個人的問題就都解決了，但是因為他人的憤怒與衝突，在那關頭上硬是給打了死結。後來，我男友便辭職了。
那些年他待在吉隆坡，一直沒能找到甚麼好工作，當兼職攝影跑了兩年，幾乎所有的英巫文報館都待過，遇上許多奇怪的人與事，人們對於大學生的嫉妒、猜疑與使喚的快感，使他每天都非常焦躁，我也很難過。2003年底，我們過了三十歲。日子沒有方向，過一天算一天。我懷孕，然後流產，仍在第二年四月裡匆匆結婚。
他的工作不只一回白幹。試過上班兩個月，公司倒閉，沒法追回薪水。去勞工部見了官員，像皮球那樣給各個部門踢來踢去。其中一個，桌上的文件厚積如山，那官員還對他攤攤手，你看到了吧，我們連兩三年前的case都還沒有解決。
最後放棄。那時候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每每得出這洩氣的結論：這國家沒有未來。在白沙羅的夜生活區，我們沒擠酒吧，坐在街邊的騎樓底下看人，搞笑，消磨那種因爲無聊、因爲無力竟也輕得恍惚愉快的夜晚。
當我還在臺灣時，他們就這麼跟我說：不要回來啦，盡量留在那裡啦，這個國家沒有希望了。
每一封信都在重複這句話。半島，在北緯二度至五度之間。外頭的風無論南北都刮不進來。有一把聲音通過電視與報紙傲慢地說：我們不需要那樣的XX，那些西方的都不適合我們……。一切彷彿停頓，公共制度幾乎癱瘓失靈，處處讓人光火。
能說甚麼呢，除了說，我當然會回來，臺灣可不要我這樣的外勞。我回來那天，從機艙窗口望出去，天空是凝滯不動的灰煙。老家變得更破，母親更加衰弱。
一直記得大學裏有個朋友說，生活嘛，一旦超過三個月都是難以計劃的。其實也很難多想別的，既然一切都是未知，且過去已無可改變，我嘗試，也確實試著想要去體會安妮‧狄勒德的那句話：舔舔手指。感覺現在。感覺稍現瞬逝。無論往昔還是此刻，無論覺察與否。
而我們看不見。
──（美） 安妮‧狄勒德，余幼珊譯，《溪畔天心》，第六章。
金寳 完稿於6月19日2012年
擬刊於星洲日報平上去入專欄
（6月2013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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