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塔萨尔37 岁时，获得法国政府奖学金研究当代法国文学和英语文学，于是到巴黎去定居。这个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庭人，无疑是个被慎重招待的客人。我很好奇他会怎么记录在巴黎生活的点滴。据说尤里西斯航海漂流到独眼巨人岛上的出生入死，就是一段有关宾主相处之道的寓言：主人总不能把客人吞下肚。而尤里西斯回到家乡后，隐蔽身份混在客人群中观察来宾的态度，则又是寓言的另一对面：客人总不能窥主人不在就满肚子坏主意。不管怎么看，巴黎都像是一只巨兽，它容纳、包容每个前来寻找机会的人，提供他们房间，在它的腹腔内表演走天线的平衡技巧。偶尔你会穿梭到其它房间去，不管碰到谁，打开什么样的窗口，你知道你会看到各种装饰性事物，而你也会回应以同等装饰性作用的符号，一个表情，手势，笑容，或者文字。你知道，当你看到一座城市（或一篇文章）时，你说，你喜欢它，很多时候是因为它的装饰性作用。出现在他人眼前，初步的印象，甚至这以后的许许多多次会面，都免除不了日渐模糊的那一丁点缀饰性魔法，淡化在越来越熟悉的语气中，亦或消融在愈发陌生的姿态里。一种此消彼长。
村上春树在《悲哀的外国语》里是客客气气的，然而这个贵宾亦不放过消遣美国的机会，从理头发、接受访问、女性主义乃至到跑马拉松，都是微微抱怨但不失轻松的语气，幽默竟然就在这等日常琐事的絮叨中散发。当然人们或许会说，是因为阿根庭和日本的势力相差得太远了。何况是在二战刚结束后还谈不上出版业全球运作的五零年代，科塔萨尔的姿态当然是要一直飘泊下去而且那身影是应该要更为模糊的，资本主义舆共产两个壁垒相互厮拼，他不见得完全相信革命或右派。科塔萨尔，这个来到巴黎的贵宾，他会怎么说才不至于使宾主尽欢的宴席扫兴呢？
我刚刚还在看着他那篇《写信给巴黎的小姐》。他说：我并不想住到妳的公寓来，在妳的客厅里罗列着精致的书本、
科涅克白兰地、唱片，还有来往穿梭的作家、剧作家、艺术家们，文化就像咖啡和水果一样摆在轻易就手的地方。然而，我还是觉得独自一个人窝在自己的巷子里要舒服得多。
科搭萨尔没闪没躲。我深深地喜欢这个当年古巴革命时期诞生的硬朗的、四处飘泊的家伙。当然这个时代，性格的棱角和那些被套上光环的国家寓言一样，早已不合时宜地被束之高阁了。然而我深深地认同科搭萨尔，觉得有些东西真是如此。有些衣裳穿在身上不见得舒服――就像被邀请到舞池里那样，总有前退举措的犹豫、莫名的盘算与顾虑太多，除了默默数算音乐或舞步，应该要说的话被哽塞在喉头：你心里明白没说出来的是那个从来就不能让人置身于外的故事。
12月10日2006年刊南洋商報周刊个人专栏【瓶中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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