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告別不了的

「意義」恐怕只是一種浮面效應，只是一種水影、泡沫，而真正貫穿我們、在我們前面並在時空裡支撐著我們的是「系統」。

──傅柯，轉引自《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

我們到底有多需要意義？所有渴切的情感，其實都藉著想像支撐。

不久前，我還坐在圖書館地下室裡翻書。目的是要把這些書分類，區分成可以公開上架，或必須節制借閱的類型，後者又可分成好幾個不同的等級處理。第一批是王慷鼎教授的贈書，大約有兩千多本。很抱歉的是，八月離職時這項分類工作都還作不完。因為我有個壞習慣，原本只想翻翻前言目錄，看看出版年份與編輯起源。結果卻忍不住讀起來。就算沒讀完整本，大約一篇半篇也就零碎地讀。

一九五○年代，許多作品集印得又薄又小，有些封面脆薄，東脫西掉，有一兩本找到封面找不到封底。很多是用大書釘裝訂的。大部份集子都在獅城出版。其時仍為馬來亞，不可能把文化遺產在新馬兩地分割。這一大疊書裡，文學作品不算大宗，但沒想到當時有那麼多小說集子。合集編選和遊記散文亦甚多，詩集沒幾本。到得七○年代，新華詩集才多了一點。

我想沒多少人會把這些五○年代出版的小書借回家看，除了研究者，或者像我這樣一再窺伺材料的人。這些眾多薄而小的集子本身也曾說：看我。看著我。那個時代亦有作家如你我，不可理喻的熱情一頭栽入，比如1955年到1957年間短暫停留的方天。那些細緻打磨的句子，身為同行立刻可以辨認熱情的印記。這位前輩在短短數年裡的創作，潛藏著如此為我輩所熟悉的願望：我也許不夠好但寫作依然是我的權力。

這樣的意志好像不會過去。漫漫半個世紀，依附在吐字寫作的人身上。

雖然相隔了半個世紀，然而我以為，就出書這回事來說，我和他們所追求的，也許差別並不那麼大──像在一棟空房子裡寫作，都等著回音傳來，也許回音緩慢，因房子呈流沙狀態。半個世紀以前，國內並無系統化的高等教育學府，缺乏培訓文學評論的土壤。而今天的評論技術（尤其在台灣）卻發展到這樣的一個地步，其系統繁複細緻得幾乎讓人望而生畏。那樣的書寫語言在詮釋的詮釋N次方地衍生蔓延，遙遠得像銀河星光旋渦，恐怕要犧牲掉生活種種才能企及。對於評論，困難的是無法像對創作那樣想：我不夠好但是我要寫。識相藏匿皆因熱情不足。因為那樣的語言老早就在此地的中文書寫、文化場域與教育體制中擠到一旁萎縮了。創作神話竟比學術回報更能勾起想像，儘管前者是如此不切實際，既然是這樣的氛圍，便也形成了較受歡迎的鑰匙是哪一把；創作／評論就此分工。

在李安的電影The life of Pi裡，那樣為求存掙扎的萬物生命究竟為何，意義無法道盡。文明試圖告別野蠻，蛻變進化建立秩序，但要排除的實際上除之不淨。將之擺放在藝術創作的符號世界裡，那因為歷史的偶然因素而驅使此地的寫作者大量選擇這道迂迴路徑展現自我、竟然由此形成了奇特的景象。在沒有評論、在極度的寂寞中忍耐著，偶而憑臉書的“贊”獲得撫慰。無論如何，當年的拉美文學爆炸時甚至沒有臉書（當然專注寫作時其實也不需要臉書），席捲全球的文學奇蹟發生了。如果沒有發生，想像也還是會持續支撐那“無限寂靜的時光”，像樓梯上的abao aqu，有時萎縮頹死，有時美麗光亮。

時光漫漫，我們彼此之間似近又遠。很抱歉使得創作者們都如此寂寞，一如半個世紀以前。但也許亦不如我想像中那麼寂寞。

（2012-12-24刊星洲日報／文藝春秋‧文：賀淑芳）

有關於別人的孤獨與死亡

       

        二○○二年，我寫完《別再提起》，在報館走來走去，把寫好的小說拿給朋友看。

        小說是在宿舍裡寫的。我用了公積金的部分儲蓄買了一台電腦。馬哈迪尚在，這老頭子罔顧當時（尤其是檳城消費人協會）的批評，一意孤行，允許人們預先使用公積金PP，包括添置電腦。他沒想到幾年後網路打開了另一個世界，帶來零八年的政治海嘯。我想他在位二十多年，國家爛病叢生，網路倒是他想不到的最大建樹了。

        我前一份工作（當工程師）留下的存款不多，工廠倒閉失業數月後，儲蓄花光了。在報館工作最初兩年，迷戀都市的五光十色，薪水來不及儲蓄，根據公積金所指定的代理商，那台電腦買來比市價貴，總之，這麼做相當不劃算。

        電腦來了，開始打字。這故事有很多版本，首先是一個原住民男人，他不堪族人嘲笑與種種不便，想退出回教，不斷反覆來回與相關部門交涉，到死了還不能如願。稍後，這故事又演變成另一個樣子：他所面對的問題，經濟、教育與生活條件都不能因改信回教而改善。最後結局非常淒慘，妻子逼得當妓女而他則被警察活活打死，死了回教局就來搶屍體。

        這故事我給朋友看了，大家都說：實在太悲慘了。

         原住民被當局“利誘”改信回教的問題，我是從友人周澤南那裡聽來的。他當時是我的同事，座位就在我前面，他和他當時的妻子都是我大學的朋友，周子本身是生物系學生，但自大學就已很關心原住民的問題，後來的專題也多做這類不合時宜的題目，副刊組的主編與主任對此也頗無可奈何，偶爾吼他，他會吼回去。

        那年大家在辦公室都這樣放肆亂吼。

        我為了寫小說也跟他借資料來看。因此，《別再提起》這個故事，最初其實是圍繞著對原住民的想像來寫的，但寫得並不成功，缺乏細節，而且還有敘述位置的問題。正如我現在寫著的這篇小說，到底能不能說得好呢？沒有十足把握。很久以前，不曉得聽誰說過，關於回教文化的內在革命，可能要由他們自己開始，由他們自己來敘述。聽了耿耿於懷至今，果然，我是局外人啊。像黎氏一樣，我也常講那句：要把故事寫好。或許理解的方式不同。對我來說，要講好故事，首先必須先找到可以讓自己信服的位置──到底憑甚麼身分來講故事？──不解決這問題，我就是個不自在的偽裝者。不只《別再提起》如此，所有的故事也是，幾乎所有故事都是從他人那裡開始。

        總之，最初那小說讀起來很假。後來才漸漸轉換成華人的故事。記者這份工作帶來不少便利。我提前準備農曆七月的專題，採訪了殯儀館、太平間的醫生、道士、忤工等等，他們有些人年紀很大很老。不少人這份工作幾乎做了一輩子，使我驚訝的是，他們當中有不少經歷過宗教局搶屍體的事。在廣東義山附近，我見到一個忤工，他又黑又瘦，斜躺在泥灰石坉上一邊抽煙一邊跟我說他記得的一些片斷細節。也許別人的故事說累了，有一陣子他忽然談起自己，如果哪天死了，“求其”用幾塊板挾起來，找塊地埋葬也行，燒掉也行，我無所謂。他夥伴靜靜坐在一旁聽著。只記得他嶙峋的瘦長臉盤和骨頭，那突出的膝蓋顯得特別大。無物多餘的空蕩室內是水泥灰色。悶熱的午後，陽光耀眼。

        也許葬禮真的去得太多了。也很可能是因為遲鈍的緣故，也許有一部分早就被理工磨蝕無法取回。不知為何，人在現場時好像總是麻木的。在離開以後，在做著其他事情時，才逐漸發現那感覺遲來。我想自己不是個好的聊天者，不管聆聽或說話總是緩慢。每次開始要說話時，仿佛時間已經錯過，語言就像剝落的脫絮。不過也許是其實自己根本沒有什麼想法，可能有話想說也只是錯覺。

        或許寫小說是無法可施之後的一種彌補，也只能試著這麼做吧了，既然耗損無可避免，總有些什麼被帶走，或遺落在時間河床。

       （2012-06-24刊星洲日報／文藝春秋‧平上去入：賀淑芳）